本案系因职工在接受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期间因工死亡后，其遗孀接受胚胎移植，并为生育子女申领供养亲属抚恤金被拒所引发的纠纷。

本案承办法官、清江浦区法院行政庭副庭长刘斐然表示，在法律对胚胎移植出生子女的抚恤金资格无明确规定时，应回归工伤保险制度“保障职工家庭经济来源”的立法初衷。供养亲属抚恤金的核心要件是“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及“亲属无劳动能力”，其制度价值在于维系工亡职工身后留下的无劳动能力亲属的基本生活来源，避免其因“持续性供养关系中断”而陷入生活困顿，实现老有所养、幼有所依、失有所助。

本案中，小凯虽在陈某死亡时处于体外胚胎状态，但这是陈某生前与郭某通过合法医疗行为共同选择的生育方式，胚胎受精、发育等阶段也已在陈某生前完成，只是尚未实施移植手术，在空间上尚未处于郭某体内，但其与自然受孕情况下的“遗腹子女”并无本质区别。

同时，小凯作为未成年人，其生存权、发展权应当受到平等保护，不能因医学技术介入所导致的受孕时间差，就否定小凯与陈某之间在“即将供养”和“依赖职工经济来源供养”上的法律关联，否则会使通过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子女，因父母对孕育方式的不同选择而遭受差别性对待，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

刘斐然特别指出，郭某在遭遇丈夫陈某工亡的重大变故后，面对社会、伦理、经济等多重压力，仍坚持完成胚胎移植，既是对夫妻共同生育意愿的尊重，也是对养老育幼家庭伦理责任的坚守，更体现了其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值得肯定。若让其因这一充满人性温度、勇气的选择而“自担风险”，将否定生命延续的正当性和亲子关系的客观性，有悖法理和情理。

本案系以行政判决方式明确使用胚胎移植技术并于职工工亡后出生的子女享有供养亲属抚恤金待遇的典型案件，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对于通过胚胎移植出生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具有示范意义。随着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广泛应用，部分法律法规不能涵盖新兴医学实践所带来的新问题。

“本案从工伤保险制度的立法目的出发，结合民法典对生命尊严前置性保护要求以及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明确不能因孕育方式的不同及医学技术介入而对未成年人差别对待，认定通过胚胎移植出生的子女属于供养亲属范围。”清江浦区法院院长孙宪腾认为，本案通过平等保护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向社会传递了“幼有所育、弱有所扶”的司法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