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独行经济”催生消费新模式》

编译 | 薛梓涵 杨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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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艰难岁月，全球消费格局经历了历史性重构。为应对病毒传播风险，居家隔离、减少外出成为生活必须，人们逐渐习惯了这种“足不出户”的生活模式。这一行为模式的剧变直接引发了消费结构的显著转向：服务消费遭遇了断崖式下跌。无论是日常的外出聚餐、跨境旅行，还是非紧急的医疗保健服务，其支出均大幅萎缩。餐厅门可罗雀，机场空空荡荡，非急需的诊疗被推迟，服务业的寒冬骤然降临。

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品消费需求逆势激增。当物理活动空间被限制在家庭范围内时，改善居家环境、提升室内生活品质的需求被强烈激发。电脑、平板等电子产品成为远程工作和学习的必需品，销量陡增；健身自行车、哑铃等家用健身器材也因替代了去健身房的需求成为抢购热门。人们将原本用于旅行、餐饮的预算，转而投向能丰富居家生活的实体商品。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疫情逐渐受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常态之后，这种“重商品、轻服务”的消费偏好并未立即消失，反而展现出令人意外的韧性。它像一种消费习惯的后遗症，持续影响着人们的支出决策。鉴于这种消费模式的核心特征是消费者主动或被动地减少外出与社会接触，选择“隐居”于家，专注于个人空间内的商品消费，在2023年，经济学家将驱动这一模式的人群形象地称为“隐士消费者”（hermit consumers），由他们所主导的经济现象则被定义为“隐士经济”（hermit economy）。

然而，经济格局如同潮汐，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随着全球主要经济体相继走出疫情阴霾，疫苗接种普及，社会活动限制解除，“隐士经济”的篇章终于翻过，成为一段特殊时期的集体记忆。发达国家的“外出型经济”正强势复苏。最有力的证据体现在宏观数据上：在消费者支出篮子中，服务消费的占比终于重新攀升至疫情前的长期趋势水平。这表明，曾被压抑的体验式、社交型消费需求正得到充分释放，人们开始重新拥抱餐厅、影院、体育馆、旅游景点等线下服务场所。

美国无疑是这股复苏浪潮的典型代表，其数据清晰地勾勒出“外出型经济”的轮廓。自2023年以来，其医疗保健支出实际增长10%，公共交通支出更是激增21%，显示出通勤与日常流动的强劲恢复。与疫情期间的“宅家装备热”形成反差，美国消费者已不再对电动工具和园艺设备进行挥霍式支出，外出消费展现出强烈的享乐与品质升级意愿。据估算，在美国各大航空公司中，以商务舱为代表的高端产品线收入正以每年7%的速度稳健增长，而同期其整体业务收入的增幅仅为1%。无独有偶，酒店业同样呈现分化格局，尽管经济型酒店收入下滑，高端豪华酒店的销售额却实现了8%的同比增长。这清晰地表明，“外出”不仅意味着物理位置的移动，更代表着对更高品质、更优体验的追求。

而这种趋势并非美国独有，在大西洋彼岸的欧洲同样清晰可辨。投资银行高盛通过追踪两类欧洲企业的股价表现，敏锐捕捉到了市场风向的转变：一类是受益于居家场景的企业，如电子商务和游戏公司；另一类是在人们愿意外出时蓬勃发展的企业，如健身房和餐饮集团。疫情期间，“居家型”公司的股价曾一飞冲天。然而近期，投资者信心已发生显著转向，对参与“外出型经济”的企业更青睐有加。来自订餐网站OpenTable的数据为此提供了微观佐证：今年6月初，德国餐厅的现场就餐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10%，直观反映了线下社交餐饮的活跃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冠疫情已成为过往。感染风险几乎不再影响人们的日常决策。然而时至今日，这场大型疫情仍给经济投下长长的阴影。因为尽管人们纷纷走出了家门，但他们正越来越多地倾向于“独自行动”。

过去几年间，“独自旅行”（solo travel）的全球在线搜索量呈现爆发式增长。全球知名在线预订平台爱彼迎（Airbnb）报告，仅今年春季，针对单人旅行的搜索量就较去年同期激增了80%。这表明，独自探索世界正成为一种被广泛接纳甚至主动选择的新风尚。英国官方数据显示，在出行工具上，旅客如今更频繁地选择能提供私密空间的汽车或出租车，而非相对开放、共享的公共交通工具。对个人空间的珍视超越了纯粹的便利性考量。此外，人们共同进餐这一传统社交活动也呈现出弱化趋势。超过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表示前一天的所有餐食均为独自享用，这一比例较疫情爆发前的水平出现了显著攀升，凸显了日常饮食行为中社交属性的减退。

这些看似分散的现象——独自旅行、偏好私密出行、独自用餐比例上升——共同指向一个更宏大且正在成型的新消费图景：“隐士经济”的完全居家模式已然逝去，但它并未简单地回归到疫情前高度依赖群体互动和共享体验的旧常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融合了“外出”行为与“独处”内核的新模式——“独行经济”（loner economy）。

“独行经济”的核心特征在于：消费者积极恢复甚至增加了外出活动（旅行和就餐等），但在这些活动中，对个体空间、独立体验和私密性的需求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群体性、共享式消费的意愿则相对降低。它标志着疫情不仅改变了我们“在哪里消费”（从家里到家外），更深层次地重塑了我们“如何消费”——即使身处人群中或公共空间，也倾向于保持一种更独立、更个体化的状态。这种消费行为的深层次转变，正是疫情留给全球经济最持久、最值得深思的“长影”之一。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60期第7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