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出事，是小哥监管不力，是家长监护失职，还是平台制度缺位？侥幸心理不能成为忽视安全的理由

近期，深圳华强北等地出现一群未成年人（多为暑期放假的10-14岁学生）以“跑楼小孩”身份，从外卖员手中承接“最后垂直100米”的送餐任务，每单收费1-2元。因为写字楼复杂地形导致外卖员超时风险高，而孩子因熟悉楼宇、收费低成为“替代方案”。

这些孩子胸前挂着二维码，守在写字楼附近，见有外卖、快递小哥驶来，便高喊“要代送吗”。有家长称希望借此锻炼孩子，懂得挣钱不易。孩子们似乎也乐在其中，为攒钱买魔方、买手机等奔忙。

↑一名孩子正在代送外卖。

表面上看，配送小哥省了时间，孩子赚了零花钱，家长满意孩子成长，三方皆大欢喜。可这看似温情的“暑假实践”背后，其实存在一些隐忧。

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无疑是首当其冲的问题。一些孩子在车辆通行的路边抢接代送单，奔跑于高楼电梯之间。一旦摔倒撞伤甚至遭遇意外，责任由谁承担？即便有的家长就在附近上班，比较放心，也掩盖不了法律上的真空。尚未成年的孩子，缺乏风险判断与应对能力，着急送单本身已具危险性，配送小哥虽会留存家长电话以备沟通，但这并不保险，更不是“免责协议”。一旦出事，是小哥监管不力，是家长监护失职，还是平台制度缺位？侥幸心理不能成为忽视安全的理由。

更加不容忽视的是，外卖代送流程中，消费者的知情权如何保障？点一份外卖，支付的是平台与骑手的服务承诺。如今，服务链条末端悄然被替换为一个孩子。若送错地址、放错门口、汤洒饭凉甚至餐品丢失，责任归属何方？这其中，平台该承担的监管义务也未有体现。不同于一般快递，如果代送的是食品，可能引发的食品安全风险会让消费者成为无辜的受害者，知情权与服务质量或双双落空。

据法治日报报道，有律师指出，外卖员以支付报酬形式让未成年人代送餐，属于从事营利性劳动，有可能构成变相雇佣童工，涉嫌违法。不过，在未成年人代送外卖的场景下，可能构成承揽关系或雇佣关系。若被认定构成雇佣关系，外卖员需承担雇主责任。比如未成年人因代送外卖发生意外事故，遭受人身损害的，外卖员需根据自身过错承担相应责任。而外卖平台、监护人、写字楼管理方等，可能一个也“躲”不掉。

令人担忧的是，“跑楼小孩”并非一两人。据报道，赛格广场的保安表示，这几天这一带约有30个学生出来干代送服务。还有专业代送人每单抽成1元，让孩子具体完成之后的配送。家长口中的“锻炼”，在法律视角下，或许正踩在违法边缘。所谓“多赢”，实则潜藏“多输”风险。

该现象背后还反映出更深层次的问题，一方面暴露出外卖行业在高峰期、特殊点位服务能力不足。配送小哥为赶时间、多接单，寻求代送帮助，反映出平台在人力调配、配送效率等方面存在一定短板。另一方面，家长对孩子社会实践的认知存在偏差。锻炼孩子社会适应能力、懂得挣钱辛苦，初衷固然正面，但应选择合法、安全、规范的方式。即便有的家长会跟在孩子后面护送，但若出现意外，恐难厘清责任，也得不偿失。

“跑楼小孩”代送外卖现象，看似是暑期的一场实践，实则是一场安全与责任的小考。家长、配送员、外卖平台及社会层面，要看到其中存在的隐忧。家长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为孩子选择规范、有益的实践活动；配送员和平台要提升服务能力，规范配送流程，保障消费者权益；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市场主体经营活动的监管，对风险行为进行及时有效的制止和引导。让孩子们在安全、健康的环境中得到锻炼和成长，让市场秩序更加规范有序。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毕舸

编辑 赵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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